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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兴安岭的日子
出处:

    

    (宏伟林场八连 八枝莲)


      说起我的大兴安岭生活,还真是比较另类。但毕竟也是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印记。抱着改造自己,挣钱养家(弟弟妹妹)的想法来到兴安岭,我经常挑水,把水缸挑满,早早起来点火烧炉子,安排了烧炉工以后,好像就解放多了,与岭友扛木头时总是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用洋镐刨开冰给大家。(这一些是在岭友们提示下逐渐回忆起来的,毕竟几十年来我的大脑还是被中考高考占据了的)虽然家庭成份不好,但没多少日子,自己便担任了班长,这并不是自己的奋斗理想,(说实话从小学念书到离开学校,尽管成份不好,家境贫寒,穿着狼狈,但上学一个星期便被老师同学选为班长,以后就班长中队长大队长没断过。)不过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不敢去军垦农场,不敢去大庆油田——全国一面红旗这样的单位左得很,不能自讨没趣。所以还是有一种安全感了。我写这些,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往自己脸上贴金。朋友,你不觉得,当大多数人还在向父母撒娇,向父母诉苦,大包小包从家里往外拿,能回家多待些日子就多待些日子。而我,担忧着住院的母亲,担忧着困窘拮据的弟妹们,于是拼命的干活,努力的学习,不愿意在上海多待舍不得那每天的一份工资,是很可悲的吗?希望能有机会改变命运。给自己给家庭带来转机。是很无奈的吗?大兴安岭给了我这样的基础,我可以三两个月就寄上百元回家,以至于里弄里的阿姨们对下乡的孩子说,你们能像x x那样寄钱回家,我天天烧肉给你吃。我很满足,我很感谢大兴安岭。。

      许多人不理解我怎么当时那么精神勃勃,那么快快乐乐。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的,不知道我的生活要求啊。到了八连不久,我便住在了小分队的帐篷了,其实我并不擅长唱歌跳舞,只是喜欢朗诵,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我在宏伟大礼堂报幕时,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记得队友黄秀坤说,你的嗓子真亮。不过,我现在知道唱歌与讲话用嗓是不一样的,难怪我唱歌就发不出声。住在小分队的帐篷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帐篷分出三分之一,是少数几个男生住的,天天早早晚晚,隔壁传来刘学银的二胡,京胡声,黄秀坤的小提琴声,邵永明的读外语声,唱歌声,声音是欢快的,激昂的,忧郁的,沉沉的,朗朗的------,女孩子们唱歌,跳舞。我觉得,生活美极了。至今,苏红宝的洋嗓音,苏芝萍的亮嗓子依然缭绕在耳边。我依然是这个屋子的班长,大家相处的很好。晏建华,吴梅青是与我聊的最多的,不久,晏建华又调到呼中去了。我的最密切的伙伴是朱湘宜,我们吃着一锅饭,有几次一起上山採黄花菜,採野浆果吃,嘴边都吃得紫紫的,现在知道了,那是蓝莓。我们戴着裹住整个脑袋的蚊帽,可朱湘宜的脖子上手上全咬的包包,她既白又嫩,蚊子,小咬全冲她去了。朱湘宜的京剧唱得很好,总是与刘学银对唱阿庆嫂胡传魁或者沙奶奶郭建光,我的感觉是她的嗓音唱沙奶奶更有韵味。队友们说,她与别人很不客气,对我特别好,我也稀里糊涂,只是心里非常踏实,生活充满了阳光。吃高粱米窝窝头,扛木头,烧火,挑水,裤子刮破了,一道道蚂蝗般的针脚。啊,这都不是问题。得空看看书,没书看了读毛选,背语录。对了,还时不时的抄抄黄秀坤笔记本里的裴多菲啊,莎士比亚的诗歌,他是个老高中生,手里货色比我们多。我憧憬着未来。
      我没记错的话,八连的活是不多的,只是解决自己的烧火问题,每天出去两趟,扛些烧火木头回来,冬天有时有大木头被卡车还是拖拉机拉来,我们只要劈棒子就行。现在想想,这一年的时间并没什么活,也没出什么产品或者说成果,却天天要烧掉笔直笔直碗口粗的木头,真正是浪费资源破坏环保。不过这是决策者的责任。怨不得知青的。那时的指导员是邱峰海(?名字没错吧)见我就孙,孙的,我知道他对我印象不错,像我这样傻傻的上海女孩是不多的。有四任了吧,连长指导员,应该说对我都不错,慢慢道来。
      八连以后改为转厂,我成了一名扣砖工,这大概是我在大兴安岭最受磨练的日子,兴安岭的太阳特别厉害,是因为它的海拔高吧,一早上开始做砖,说起来指标是八百,应该是两个人做砖,两个人和泥,不过我们总要做得翻倍才肯停手,谁和我搭档的是倒霉了,人家可能并没有要改造的愿望啊,与我搭过档和泥的男青年一定头疼我的,只是有一个军工老谢倒是个老实人,个子不大,身体也不棒,累得他直叫唤,还紧着夸我,在军工中给我造了很好的舆论。只是,我的身体并不强壮的,当时连队有几个做砖能手,颜扣娣,龙珍梅,仲霞金非常厉害,她们身体棒,又特别肯做,做砖成就大大超出大伙。忘记了大兴安岭许多事许多人,他们的名字却始终记得清楚,可见对她们的佩服之情。
      一个上午做下来,腰酸背疼手木,中午赶紧睡一觉,再出去翻砖,晚饭前把砖再码到遮雨棚里。日复一日,辛苦劳累都能挺下来,最叫女孩子受不了的是个个都成了黑人儿,臂膀黑,腿脚黑,脸上不但黑,还晒焦了,脸上的皮肤翘了起来,卷了起来,手一碰,脸一洗又都掉了。我脸上的皮肤焦了掉,掉了长。真正是脱胎换骨啊。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还做了这样一件现在想来很好玩的事,当时的指导员叫付永发,膀大腰圆体格健壮,连长是南京林学院来的陈兵,小小的个子,说起话来有点蔫。早上的例会,连长讲话安排工作,指导员的付永发总是打断他,甚至训斥他。这使我很看不下去。有天中午,我来到连部,正好陈兵不在,我就和付永发交换意见起来,我说他不应该这样对待陈兵,不利于工作,不尊重人,更不符合毛主席教导,毛主席说——————。哈!付永发果然接受了我的意见,以后态度好多了。类似的傻事下边还有。
      在砖厂的探亲假我是国庆期间休的,因此春节只能在大兴安岭过了,知青们极大多数都回上海了,剩下的人都并到了一起。我印象中有一个叫陈腊梅的,长得细高挑个,眼睛圆圆的,水汪汪的,黑黑的皮肤很光洁,大家都说她黑里俏,可惜腊梅不识字,天寒地冻,无甚事干,待着无聊我便教起她字来,她高兴我也很有成就感。
      无意间,注意到了住处旁边的解放军军营,细问下来是团参谋部带着一支小分队,学生时期就有解放军做我们辅导员,领着我们去定海桥帮助推劳动车上坡,访贫问苦,忽然想闲得无聊,不如帮解放军洗洗衣服吧,我与腊梅等人来到军营向参谋长说明来意,他与旁边的人都笑了,说战士自己会洗,还叮嘱我们要注意保暖,不然以后会作病,好像还帮我们拉来过烧火木头,春节临近,参谋长让我们与他一起去打猎,树林中安静而肃穆,高高耸入天空的白桦树,地上树上都覆盖着雪花,世界一片晶莹洁白,真正是美极了,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幸运的一次活动。可是当初虽然高兴,也只是淡淡的,挥不去对家庭对自己前途的忧虑,如果能卜算到十年后会考上大学,会在家乡过上稳定的生活,会当上人民教师。哎呀,在大兴安岭的一切不仅会积极对待,更不会错过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树木每一片风景每一次活动了。参谋长给了我们两只飞龙(鸟)说是古代进贡给皇帝的珍禽,年三十,我们这个帐篷享受到了皇帝的待遇,吃起了飞龙炖的汤。真正是鲜得眉毛也要掉下来的。
      第二年春天土地开冻以后,解放军又来帮我们犁地,给我们土豆种子,我与同屋的人学着种起了土豆。这两年开始参加起大兴安岭的聚会,汤秀英,韩金娣看到我就说,嗨,还记得你领我们一起种土豆,每人分了一脸盆多呢。那里是我领啊,是解放军领着我们种的呢。
      好像就是在砖厂那年的冬天,指导员连长都换了,连长叫李吉良,指导员叫孙庆山,连长像个大姑娘,估计年纪大我们不多;我对指导员的印象特别好,高高的笔挺的个子,三十来岁的样子,端正的脸,来到我们帐篷沙哑的嗓音温和的嘘寒问暖,帐篷外的烧火木头总也不断。我在想,故事中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出现了,应该是这样的:高大,挺拔,正派,关心人爱护人。我在想,今年大兴安岭的日子会怎么度过?一定会让我们知情既得到锻炼又得到成长,这个指导员是多么稳重又充满力量啊。突然有一天,人们惊呼起来,指导员死了,他坐的卡车在盘山路上的雪地里滑下了悬崖!天哪,孙庆山死了,这么一个稳稳当当的人,这么一个让人觉得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人怎么突然就死了呢?真是世事无常,我感到恐惧。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挤着许多人,我终究还是没敢进去。

      不知为什么,又不做砖了,连队改叫营林连,又新来了一个指导员,同时,知青队伍开始变化松动起来,大庆来招人,哈尔滨,齐齐哈尔电力局来招人,一些岗位开始空了出来,新的指导员在听取了一些军工的意见后,任命我担任了保管员和出纳员。(因为人们叫他四不像),我就始终没能记住他的名字,且叫他D吧,说起来很不应该,是他让我脱离了体力劳动么,有知遇之恩呢,可是当时真是不太在乎这些,二是他人并不是长得丑,圆圆的老是笑咪咪的眼睛,可是老背着一双手弯着个腰,像个老农民,可能在我心里的分量就不太重了吧。

    说是营林连,真就没种过几回树,日子一天天稀里糊涂地过去,营林连好像更没有什么成果,印象深的一件事是秋天到了,朱湘宜带着一个杭州小姑娘王莲婷回来了。记不清什么时候,特别能唱会跳的人离开了八连建立了林场小分队,朱湘宜也在那时离开了我,天冷了,探亲回沪又开始了,大兴安岭进入休眠状态。这两个小姑娘还没准备回去,他们找了一个家属房,前屋是两个军工住着,叫小韩小曲的,后屋是她们两,他们要我住过去说那儿暖和又舒服,我把手里的细粮票买了五十斤一袋的面粉带了过去,两个小姑娘欢呼雀跃,小曲小韩也高兴地马上就开始烙起了油饼,她们都叫我姐,这袋面粉吃完,两个军工又去买了一袋回来,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的非常快乐。两袋面粉吃完,他们四人也要回去探亲了,连队的意思要我晚点回家,管着仓库和钱呢。这以后与阿婷的见面已经是三十八年纪念赴兴安岭的四十周年纪念聚会上了,阿婷找到了我,激动得眼泪也流了出来,说找我多少次了找不着。我们高兴的拥抱起来。去年宏伟林场的知青再赴大兴安岭,阿婷约我去,我早已定好了去美国旅游的飞机票便没如愿。后来她告诉我小韩小曲的情况,并且说都问孙姐为啥没来。明年他俩可能来沪浙。我到时一定与他们会一会,说来要有四十年之多了。朱湘宜则从此再没见过面,她有了男朋友也是现在的丈夫,刚来到大兴安岭,我便在食堂的批判会上看到这帮知青斗他,见怪不怪,没下乡前就听说知青中老有这样的事。只是我在想这个人真倒霉,刚刚离家就遭到如此厄运,还是高中生呢,现在这对夫妻从不来参加聚会,我叫叫不来朱湘宜,阿婷叫也叫不来。我想到了徐志摩的诗《偶然》,是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记,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每个人都是他人生命中的过客啊。
      我也准备回家了,我把手边的东西整理起来拿去仓库的箱子里,因为自己管着仓库,我的箱子拿进拿出的也就懒得锁,整理箱子发现怎么肥皂没了,那时肥皂好像要票才能买到吧,钱倒不值几个,我愤怒的去问指导员,只有我们俩有钥匙,我的肥皂怎么没了?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他可能没想到是我的,我也明白了:不值钱,这叫什么事啊,身为指导员怎么可以这样呢,说实在的大兴安岭三年,真就没给任何领导送过礼,脱胎换骨么,就得靠自己干!第二天,指导员来屋送我,我没理他,拿起行李往车站走了,我记得,我们的住处正对着火车小站点,越过树木灌木丛就到了。现在回过来想想,这位D指导员还是老实的,我耍态度他也没见怪还不好意思,也是我给人家创造了机会,即使君子也免不了顺手牵羊的么?
      营林连又改叫成防洪连,我们搬到了呼中东方红,这是在大兴安岭的最后一年了。李吉良调走了,来了一个新连长叫刘汉文,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有点搞笑,做事蛮爽快,批评人有点冲,不真不假的板着脸,过后就忘了。他与指导员D(可能叫张文庆吧)配合的倒蛮好。指导员笑嘻嘻的在旁看着人溜缝说上几句东北土话,份量蛮重的,那帮人嘿嘿的笑着,事情也就过去了。他们倒欣赏我的肯干,把林场指派给连队的会计撵走了,说有事找不着人,一个星期来一次不方便,让我兼起会计的工作,我说不合规矩的,他们说一个连队就是做做工资,还有食堂的一些进出有啥了不起的。没办法只得接了下来。好,这一下除了连长指导员管事,钱财物全都归我了,真是忙得我天天像个连轴转的陀螺,这里要换工具,那边帐篷里连长又叫起来,正做着工资呢,又有人来换全国粮票,报销医药费。时不时的,区宣传部的(别人叫他)王夫之(?)来找我要稿子。很忙,也不知道累。连队有一半是军工,军工大都叫我孙姐,可能是学小曲小韩,年长的不这么叫,开初时候的指导员邱峰海这时只是一名军工,人太老实了吧,总还是孙,孙的。兴安岭的太阳特别的明亮特别的灿烂,我的心也是敞亮的。我应该提出来,干几个人的事太过了,可是只觉得自己被这么信任,这么尊重。还处在文革期间呢,真是太满足了,士为知己者死,哪里还会计较干活得多少呢?同寝室的朋友让我帮忙多做两个加班,被我拒绝了,这怎么行呢?从小受着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的学校教育,别说多做加班,离开大兴安岭时,根本没穿过的新皮大衣,厚实的毡毯等等统统交到了自己管辖的仓库,有军工对我说,你哪怕买两件破的顶个份就是了,太可惜了。谁会算计这个啊,当时绝大多数知青都单纯得很呢!

    因为忙,很少有时间去工地,只记得有一次连续大雨,说是可能有洪水,连里让大家多装草包麻袋,筑高加固大坝,寝室里挑灯夜战,我也参加了装麻袋的队伍,后来也没见洪水来。
      印象里很深刻的一件事,那时我去指挥部取工资款,总是拿着一个旅行袋,叫上一个知青,成千上万的钱就这么拿着回来了。那次发完工资,怎么还剩有二百多块钱,数来查去还是剩,我与一起发工资的知青说了,就赶忙去指挥部交回了钱。一段时间后,指挥部派人各个连队调查发工资的钱款,原来指挥部的出纳是主任的侄女,她的现金出入很大,失误很大,指挥部一个个连队查,到我们这儿,被连长刘汉文狠狠的顶了回去说你们应该好好奖励我们,还好意思来查!
      又有地方来要人了,季益民,一个女知青副连长;周世烨,当时的团支部书记;田艳芳,同寝室一个寡言少语却勤劳肯干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小姑娘,三个人去了海拉尔,当时似乎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她们是作为干部人选去的呢。若干年后,只听说季益民嫁了个当地人,待她并不好,季益民死了;田艳芳的消息再也听不到;周世烨倒是做了干部,又怎样呢?我觉得,知青脱离大部队真不是什么好事,再苦再难有一个知青团体在,总还有能说上话的地方,到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有比常人更强的体魄,更坚韧的意志才行啊。
      鸡西,双鸭山等地教育局来要人了,这很合自己的心意,我当初的理想就是教师,记者,作家三阶梯,做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文明人。我们报了名,指挥部安排我与吃一锅饭的周培英去双鸭山,我想了又想,决定还是去鸡西。男朋友,现在的丈夫在双鸭山附近,我不想自己的人生这么早定局,男男女女总在一起把其他该做的荒废了,还想好好学习再奋斗呢。指挥部给我做了调整,并且再三向鸡西的组织科长介绍我是如何如何好的一个青年,这为我在鸡西的学习工作又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以后的事了。可是好像有点歉疚与周培英,好在他是与男友一起去的。我的男友也有点生气,给我来信的称呼也生硬起来了。不过若干年后,我上完大学分配回上海,以两地分居的理由将他调回上海成了公务员,我想我做的事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负责的。那时的机关并没什么人愿意去。
      我们鸡西双鸭山的两批人好像差不多时间走的,那是1973年的11月,呼中的火车站人头攒动,我忽然感到有点眷恋有点伤感,在大兴安岭艰苦奋斗了三年,这冰天雪地的三年,这曾经付出过艰苦劳动和顽强毅力的三年,这给了我尊严和极大回报的三年。汽笛长鸣,列车启动了,离开上海时我倒并没落泪,可是这时我到禁不住流泪了,我一个人躲到了车厢的接头处,看着窗外皑皑的雪山,挺拔的树木,这可亲可恋的黑土地啊,在人生和家庭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你给了我经济上和人格上最大的支持和力量。我感谢你,大兴安岭!再见了,大兴安岭!再见了,可爱的大兴安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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