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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边那会儿--王锡和
出处:

  

   41年前11月5日,是我从杭州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的日子。
   知识青年是一个政治概念,像我这样初中时期大多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去黑龙江时刚过16周岁,因为泛指这个时代的城镇青年,被冠名为知识青年,其实是城镇待业人员。这是国运如此,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大约有近3000万城市待业人员,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各城镇安置了大约5000万返城知青及其家属。经济学家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战略决策,其结果是反而增加了城镇就业人员安置的负担。就是站在现在时空来看,这一代人除了出现诸如习近平、李克强、卢展工为代表的政治家外,几乎很少出现科学家、理论家的人材,如果是战争年代,肯定是枭雄辈出。这一代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城镇的低阶层,他们的憧憬和向往在默默无闻的无奈中走向暮年。

我算是幸运的,上过学提过干,后来冠冕堂皇地携带家眷返乡了。但在大兴安岭工作、生活的15年是铭心刻骨的。

我支边工作的地方是呼中林业局,它位于大兴安岭北段最高峰——伊勒呼里山(大兴安岭山系)。大白山,是伊勒呼里山主峰,其最高海拔1528.7米,山势南陡北缓。由于海拔高,气候严寒,积雪期长达8—9个月,山顶白雪皑皑,故名“大白山”。北坡永冻层达1米以上,山麓生长茂密的原始森林,多兴安落叶松、樟子松和杨、桦树等。有黑熊、野猪、鹿和松鸡、飞龙鸟等禽兽。大兴安岭的自然景观是现代人向往胜地,夏天气候温和,空气清鲜,尤其是站在高处远眺,苍茫翠绿起伏的林海,蜿蜒曲直的河流,无处不是景观胜地。自然景观评论在当时是一种奢侈意识,最多的想法是解决温饱问题,当分到一点绵白糖,用来拌着高粱米饭吃时,就奢望能天天吃白糖拌饭是何等的幸福。当天空下雨在工棚里雨休时,大伙儿嘴里都念叨着:“今天雨休,一道杠溜直(一道杠指出工给发工资的标记)”。心里盼望着多下几天雨,不干活也拿工资。其艰辛只能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忍”。但有几件事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饿煞吃

    初中同学宓健至今还在贬侃我,王锡和一顿吃十个包子给撑坏了。确有其事,是我在大家开玩笑中坦白的。记的是在秋天,林场食堂的晚饭是菜肉包子。当一天疲惫中闻到香喷喷的肉味,人马上兴奋的哼起了小调,心里盘算着买两斤包子,晚上吃六只,明天早饭吃四只。包子确实好吃,雪白松软的白面,新鲜白菜猪肉馅,六只包子下肚后仍食欲不减,那么再来一个,于是又来一个------,当只剩下最后一只包子时,肚子已经很饱了,我犹豫了一会儿,眼瞅着一只包子孤苦伶仃地躺在大饭盆里,白晃晃的煤油灯下已没了刚才热气腾腾的诱惑。干脆吃了算了,省得它寂寞。两斤面食是我当时一天半的定量,我一顿就给吃了,这给撑得一晚上都没睡着,第二天对谁都没敢说,麻溜地去干活了,怕别人笑话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听当过兵的工友们说部队里的笑话,说农村来的新兵蛋子,为体现吃饺子填到齐脖子根才算吃饱,把一个个新兵蛋子喂得像填鸭似的,以博得老兵们一乐,我想我就是其中的新兵蛋子,把杭州人的脸面都丢尽了。至今想起这一情景,笑话当中的辛酸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饿煞吃是人的本性的无奈。

        差点破相

1973年,我们已从手锯、斧砍、肩扛的手工作业,基本进入油锯、拖拉机、绞盘机、汽车的机械化林木作业。我开始跟徒J50拖拉机山场运输木材作业。J50拖拉机据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的坦克就是这种机械模式,无非是现已改装为民用而已。它在崎岖的山地中能爬40°以下的山坡,钼钢铸造的履带碾压在树枝灌木丛中,势如破竹,开上它有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3月3日上午9时左右,寂静山林在春日的阳光照耀下,白皑皑雪地散发出淡淡的松树脂和青草的芬芳,暖洋洋的春日和机车引擎的温热暖和着我,驾驶起伏在横七竖八树木从中的拖拉机,就像摇篮般舒适。我小心翼翼地开着拖拉机,用履带和保险杠碾压横倒在地树木的树枝,“咔、咔、咔”脆亮的树枝断裂声悦耳动听。前面有一根胳膊粗的树枝迎面而来,我想这不是小菜一碟嘛,慢慢地用保险杠抵住后一脚油门想把它别断。但意想不到树枝在阳光的几小时的照射下,由冰冻得象冰棍脆裂变得柔韧不折,只见树枝从保险杠猛地划过,扫进驾驶室,我下意识地头一歪,但树枝的末稍还是毫不留情地抽在我的右眼眉骨上,心想完了、完了,血从捂着伤口的手流出,我偷偷地松开手掌试着用右眼看了一下,还好能看见东西,紧缩的心一放松就冲天一喊,我的师兄弟解云龙、袁仁友驱车送我到林场卫生所。

苍天有眼,就像老天预感到我要受伤似的,这天正好有一支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巡回医疗队,他们千里迢迢巡回到林场。几个年轻的医生细声慢语和我交谈,静静地检查我的伤势,说除眉骨外伤外,右上眼的眼睑内裂有点麻烦。就见他们用很细小的针作了缝合,几天后,他们又在林业局医院为我拆线,工友们都说这么细小的伤口如同缝合内脏,在县级医院是没人能够缝合的。工段长王全海从家里端来了饺子,让我感受到上面有人罩着似的体面。这些年除了伤口有些酸感,基本无大碍,让我能体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遗憾的是我少不更事,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不知如何感谢是好。但愿幸运之神如同当年眷顾我一样,眷顾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和他们的后代。

    鹦鹉学舌

我干了5年苦力活,大多数时间是在工棚度过的,其中和东北工友们的生活较为密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南方人的生活习俗在潜移默化中交流溶合。除喝酒的豪爽气度外,我最喜欢与他们语言上交流。东北土著熟语很有意思,这些土著熟语一向被视为“下里巴人”之类的俗语,让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语言表达有了一种惊奇的感受。

广袤的大东北,自古大荒之中,雪域茫茫,游牧渔猎民族凶猛剽悍,清代闯关东移民来的大批的关内人及其后裔承袭了寒地黑土的民风,同样也变得粗狂野性。但语言的俗,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通,语言就通俗了,就是我这样的南方人听得也是津津有味,使沉闷的工棚生活有了生鲜的趣味。东北人中有些人的爱好,就是耍嘴皮子,碰到些小事儿就开始磨叽了,也有对此嗤之以鼻谓之嘴“烧”的慌。如几个小年轻用歇后语是这样磨叽的:

你这小子怎么是豁牙子啃西瓜——净道(歪主意)!哪你这小子是肚脐眼放屁——咋想(响)的?;

那你别猪鼻子插葱——装象,那你也别水仙不开花——装蒜;

这么说你是被窝里放屁——能文(闻)能武(捂)喽,你这小子说话也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

我这是裤裤裆里放屁——臭雀(碰巧)了,也看得出来你小子是巴掌上长毛——老手;

个我是黄鼠狼掀门帘——露一小手,那我也是喝酱油耍酒疯——咸(闲)的慌;

我算是寡妇生孩子——有老底儿,你这是光屁股撵狼——胆大不害臊;

你才是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你也是窝窝头踹一脚——不是个好饼;

我看你是厕所边上摔跟头——离屎(死)不远了,你也别厕所里扔手雷——激起民粪(愤);

你真的是大粪缸里练游泳——不怕屎(死),我跟你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

话赶上嘴边上容易走火,旁边起哄的人会看色相,稍一劝和,几个人嘻嘻哈哈又闹在一起了,因为本来就是耍嘴皮子玩的。对南方人他们也有形象语言:小上海罗圈腿,白衬衫小裤腿。这样的描述,按南方人欣赏的角度看,东北俗语是对物的描述,而不是对人格褒贬,又形象地反映南方青年衣着时尚的现实,南方青年对此是笑而不语。所以朴实的语言和形象的表述,是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桥梁和纽带。

东北俗语对物的描述还有其它的表述,如东北四大怪“面包像锅盖、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黄瓜当肉卖”。这四句把东北原生态的冬天生活习俗形象地反映出来:天寒地冻的冬天,农民们有足够的粮食做面包,窗户纸糊在外,既不让屋里人的哈气给融化了又挡了寒风,大姑娘在“猫冬”的时候和一大帮大老娘们抽旱烟玩儿,黄瓜在原生态大东北的冬天可是个稀罕物,比肉贵多了。大兴安岭四大怪比较好理解:电报没有平信快,火车比汽车跑得慢,吃水用麻袋,一年四季吃干菜。我和工友们在冬日里,我们会看着火车在半山腰喘着粗气,汽车在岭下欢快地跑着的景象发呆,或者每天到河里凿冰块灌麻袋后,跟在拖拉机后尾踮地撒欢,生活在其中觉得怪不出奇。

其它还有一些俗不可耐的,如四大黑:呼延庆、包文正、铁匠的脖子、老驴腚;四大白:头场雪、瓦上霜、大姑娘屁股、白菜帮;四大红:山庙门、杀猪盆、大姑娘裤衩、火烧云;四大嫩:茄子苞、嫩豆角、大姑娘妈妈、小孩的雀;四大舒坦:穿大鞋、放响屁、坐牛车、上老丈人家去;四大祸: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气是下山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等等。这些俗语虽不上流,它毕竟反映了东北农村和农民的习俗,比起现在酒桌上荤段子的俗,要文雅的多。这些俗语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是对人和事要实事求是地观察、判断和处理。

东北俗语我会说一些,有时候嘴上把门不严也会弄得啼笑皆非。前两年我岳母看我干家务活很利索表扬了我,我一高兴就把东北俗语溜达出去了,我说:那是,我是光屁股奶孩子——撒楞手。我岳母装没听见红着脸走开了。后来我跟我老婆一学,我们俩哈哈大笑一阵。我不光会说而且会练,如东北四大炖: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酸菜氽白肉、鲶鱼炖茄子,是我的拿手好戏。东北炖菜堪称最为经济实惠的了,其炖法多半带着原生态的野性,其中粉条炖猪肉号称根深蒂固的“东北第一炖”。东北的土制的粉条子是最扛炖的了,粉条子的纯度特好,过去东北自己养的笨猪肉味纯绿色的香醇,虽然过去东北比较穷,猪一向是过年才杀的,但凡杀了猪、灌了血肠、炖一大锅烩菜,左邻右舍都邀来吃猪肉真的是“不亦乐乎”。至于小鸡炖蘑菇则是乡风与山野合二为一的产物了,东北山上的蘑菇是寒地黑土的蘑菇质地一流,夏秋时节“空山新雨后”,从山野拾拣回家的各种榛蘑用线串好挂在屋檐楞头上,晒成上好的蘑菇干,冬天里把散养了一年的小笨鸡大火宽汤炖蘑菇,或是大鹅炖土豆,吃着十足地过瘾。

酸菜氽白肉可谓红火至极,是东北人的主灶。秋渍的酸菜,黄里透白,晶莹剔透,加上油花花的白肉片,看一眼就食欲大涨。东北老话有“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东北黑龙江境内盛产鲶鱼,这鱼吃一口满嘴流油。早年间的渔夫们,小渔船上架了火盆,用东北的江水炖江鱼,拿出掖着的酒瓶子仰脖就喝,再抽上一袋够辣够劲的关东烟,悠然游哉,“江风渔火”爽也。东北人性子直,干啥都那么粗放,甭管啥东西拿过来就大火大汤地乱炖,但炖而不乱,炖得天寒地热,炖得痛快舒服,炖得老酒飘香,炖得一盘叫“大丰收”的菜五彩缤纷。清代的《宁古塔纪略》说:“将猪肉头、足、肝、肠收拾极净,大肠以血灌满,一锅煮熟,请亲友列炕上,炕上铺油单,一人一盆,自用小刀片食,不尽,余不送人。”足见东北炖菜的历史悠久,为东北人民所喜爱。

感受大城市的气息


    杭州距大兴安岭的路途遥远,大约有七、八千里路。虽然我们这些知青在大兴安岭有戍边垦荒意义,但是
“八千里路云和月”
探亲的路途,尽管要坐火车硬座四、五天的长途跋涉,却是知青们的钟爱而乐此不疲。
探亲途中是一种享受,那些年我曾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游玩,把行李往火车站寄存处一放,就撒丫子到处溜达。哈尔滨的松花江畔、秋林公司,沈阳中街的老边饺子和双喜牌高压锅,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尤其是北京的烤鸭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1975年的春天,我在游览北京故宫、颐和园后,花5元钱在全聚德吃了四分之一的烤鸭,喝了一瓶啤酒,心想吃饱了走人,店里又给上了一碗鸭骨汤。我问旁边的服务员,我说:“伙计,咋会
事儿,我没点哪?”,伙计说:“师傅,汤不花钱,是送的。”就跟赵本山演小品“卤子不花钱”的情景是一样一样的。上海到大连的轮船是我南北往返的最佳路线,有“锦、绣、河、山”四条7000吨位大轮船,三等舱15元,四等舱12元,36个小时两个夜晚一个白天,每人一个铺位很惬意。五等舱9元钱,在机舱最下面大通铺又闷又热,知青们不象现在的民工,是不屑一顾的。有一次与同学宓健、蒋银海、金美祥一起坐船回北方,途中9级海浪大风,他们三人还没到餐厅都晕倒了,唯我在廖廖无几的餐厅里吃完饭象傻子没事儿人似的,等了很大会儿,到船舱一看他们全晕吐了,至今宓健还在数落我,说我久经风浪考验的人没照顾好他们。
印象最深的还是上海,上海人的“腔调”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国粹之一。
走出上海火车站,上海人特有的精神焕发气质扑面而来,男男女女清清爽爽得得体体,闹市街上人来熙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自居杭州人骄傲的我,象是小和尚到了大寺庙没了底气,倒有几分“瘪三”的自卑。杭州知青与上海知青的交情很浓厚,尽管杭州知青不服上海知青的傲气,几个“赤檐朋友”有时候还想在上海知青头上“起上手”,终究敌不过上海知青足谋多智,占不了便宜。我们清河中学的同学在知青堆里算是规矩的,一直和上海知青保持友好关系,有个女同学还嫁给了上海知青。王根红、颜世平是上海知青中的俊才,担任过呼中林业局的领导,很受杭州知青的尊重。其实上
海知青受杭州知青尊重,多数是感受到上海人的热情厚爱,相互走近了他们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呵护有加,毕竟他们年长老练谙达世情,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到上海城隍庙吃灌汤包、生煎包,南京路、淮海路上“兜踏一圈”,第一百货公司“白相、白相”,是我年少时期享受到的高规格待遇,我还没有“礼往”呢,有些上海朋友至今杳无音信,总觉得欠了很大的人情。

杭州知青对上海知青最大的帮助,是从杭州火车站发送食品托运包。别看上海物品充足,但由于大城市交通量大,限止民间的铁路货物托运。因此,上海知青的一部分大米、卷面、盐肉等食品,委托杭州知青铁路托运是常有的事。我们回杭州探亲,有个特殊任务就给上海知青托运食品,记得有一次探亲回去后,把托运单交给杨姓上海知青,当他看到还有书面的物品和价格明细时,夸我办事牢靠,伸手相握表示感谢,我受宠若惊忘了摘手套就伸手,他就笑着批评我不懂礼数。这一批评让我记一辈子,使我在以后日子里待人接物变得世故起来。其实,这些年我也注意到一些外交场合,雪白的手套握在肉色手上,双方没有感到别扭之处,到是老大哥放下身段鼓励,小老弟们可能会与你亲近得多。

    办案多嘴

1983年起我在呼中区检察院工作。有一次科长不在家,由我承办一件不起眼的流氓案。区公安局以流氓罪报请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几个中学生,他们经常在学校和回家路上拦截同学,辱骂和动手打人,学校为此报告公安局。
我仔细查阅案卷,提审被告嫌疑人,总的感觉这几个学生虽有可恶之处,但其过不应受刑罚处罚,主要理由是,他们主观上以寻欢作乐,并不是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较严重的人身伤害,受侵害的家长反响也并不强烈。
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罪名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几个学生虽有“寻衅滋事”的情节,但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入刑获罪节点,这是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我与承办此案的公安局吴姓警官商议,提出不批准逮捕的想法,吴姓警官表示很难接受。我即与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分管批捕案件的领导汇报,提出我的意见,领导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意见是:流氓罪是个“口袋”罪(俗语称流氓罪是个筐,夯不浪当往里装),当司法机关碰到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社会反响较大不法行为的问题时,有不问青红皂白就入刑于流氓罪的倾向,具体情况由我根据案情实际酌定。

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文革”社会秩序混乱环境中长大的,深知一些社会混乱事情并不出于一些年轻人的恶意,他们更多的是以寻开心方式来打发寂寞无聊的岁月。知青中也常有一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如果他们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有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谁有心思来寻开心?几个调皮倒蛋的中学生,也是这个时代与知青年龄相差无几的青少年,他们同样更多需要的是人文关爱,感受慈悲为怀的扬善教义。既然检察分院的领导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定论,使我的意见更趋强硬,便再次与公安局吴姓警官商议。当吴姓警官再次表示难以接受时,我提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要件,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公安机关是否可以考虑在不批捕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劳动教养行政处罚的意见,吴姓警官当即表示同意,我也算松了口气。

不久,在呼中区电影院召开的公开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大会上,看到这几个中学生被公安机关处以两年劳动教养的处罚。劳动教养两年是劳动教养行政处罚的上限,吴警官这帮人也真会用权!我当时就有一种负罪感,是不是我多嘴了,提出劳动教养的建议害了他们?这几个中学生即使定了流氓罪,最多也就是判处三至六个月的拘役,也不至于劳教两年,这不就等于判了两年徒刑吗!事实上公安局在报请批捕这几个中学生前,已经实施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他们不作处罚等于是公安局办了错案,他们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国的法制社会走到今天,我当年的恻隐之心有了报应,1997年流氓罪的罪名被全国人大废除,目前废除劳动教养行政处罚条例的呼声,已经到了事实废除的阶段。现在回头看看对几个中学生的处罚,有了外孙的我舔犊之情于心不忍,但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心无愧也罢了。

此文谨献给大兴安岭的工友和同事们,他们给了我生活的乐趣和美好的记忆。                    王锡和 2012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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